《京 华时报》今天有关于顾雏军案一审情况的一则消息，称昨天（12月22日，这轮审理的最后一天）该案“首席”被告顾雏军在法庭上“欲讲出高官涉及科龙的黑幕，被法庭当场制止”。之所以被“制止”，“法官说，毕竟顾雏军要说的与本案无关”。

    记者们很讲究此“料”的首尾呼应。顾雏军案这轮审理开庭的第一天即12月12日，据《重庆晨报》报道，法庭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插曲：“顾雏军刚刚坐下，便向法官提出，自己又提供了新的举报信，要求在法庭上宣读，并称这些举报是‘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’。法官则表示，举报信他可以呈上给法院，但是由于他的举报未经核实，不适宜在法庭上公开宣读。经过一番扰攘后，顾雏军终于同意不当庭宣读自己的‘举报’，并呈给了法官。”

    以上两篇报道贯穿了一条微妙的暗线：顾雏军在这轮审理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，要“举报”一宗与他“领衔”的“科龙案”有关的“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”，并高调声称涉及“高官”！但两次“举报”均被法官“制止”，当然，在“制止”他第一天的“举报”要求时，法官的手法相对更委婉些。

    依法而论，一审中的顾雏军仍是无罪之身，还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公民，他拥有在法庭上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。当然，与“本案”无关的言论，法庭有权制止。但是第一次“举报”法官说“未经核实”，“不适宜在法庭上公开宣读”，就是说，当时法官还搞不清有关或无关；第二次“举报”，法官则明确表示“毕竟顾雏军要说的与本案无关”。然而，记者的报道与法官正好相反，在今天《京华时报》的消息中，记者开头就讲道，“顾雏军在法庭上欲讲出高官涉及科龙的黑幕”。就是说，顾雏军的“举报”可能与该案有关。

    顾雏军要“举报”“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”也好，“举报”“高官涉及科龙的黑幕”也罢，一定是图谋为自己的困境解套，一定是绝地求生之举。按照常理推断，如果他没有一定的把握，他是不会轻易出口和出手的。因为以他目前的处境，举报高官一旦失手，不仅事与愿违，而且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不堪设想的结局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那是“找死”。顾雏军大概不会愚蠢到自寻死路的地步。因此，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是，顾雏军的“举报”内容不但与“本案”有关，而且可能关系密切，甚至密切到“高官”之“黑幕”一旦成立，便足以使自己“脱罪”的程度。

    但并不排除顾雏军虚张声势的可能性。这个一向“语出惊人”且阅历老到的资本大鳄，不是不具备通过声东击西的策略以混淆视听、最后让自己全身而退的智商的。在这次长达11天的审理中，顾雏军曾不止一次地辩称“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‘特许’”，这是否意味他在为自己作“无罪辩护”？或者说，他抱定了“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”的念头，“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”。他是在向法庭之外喊话，而那些曾经“特许”过他的“主管部门”的官员们闻其言又作何感想呢？如果顾雏军身负“原罪”，那么他的“原罪”之源又在哪里？耐人寻味！不过，不知顾雏军想过没有，万一鱼死网没破，拉“垫背的”反被“垫背人”置于死地，他将万劫不复。

    网友对于“制止” 顾雏军“举报”的最大疑问是：法官根本就没有给顾雏军说话的机会，怎么就妄言他的“举报”与“本案无关”？但是，关于这一点，在《重庆晨报》在关于审理开庭第一天情况的报道中还是有所铺垫的：那日，顾雏军把自己的举报信“呈给了法官”。这就是说，当十天之后法官“制止”顾雏军的第二次“举报”要求时，就已经知道他举报信的内容了。

    而无论顾雏军的“举报”内容是真是假，或者虚虚实实、实实虚虚，法官“与本案无关”的“制止”总算是有几分道理的。试想，如果他的“举报”属实，则顾雏军案定然会虚化成无关紧要的“冰山一角”，届时国人的眼球、法律的眼球，都将以不可逆转之势扫向那桩“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”。这样，正如法官所说，他的“举报”岂不真的变成了与“本案”“无关”了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是“有关”，也要叫顾雏军闭嘴。因为，既然是“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件”，竟由一名被拘押在案的被告去揭底，总有一种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不合适。 

    当然，对顾雏军而言，闭嘴则意味着他可能要承担全部的“法律风险”。或许，顾雏军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故而在第一次“举报”被法官“制止”后他“扰攘”过，在第二次“举报”又被法官“制止”后，他表示了“愤怒”。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因为他非但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罪，而且还是一位“对得起党、祖国、对得起佛山市政府、对得起他们接手当初濒临破产的科龙，对得起自己的家人，根本没有犯罪动机”的盖世功臣！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顾雏军案审到这个火候上，真的审出点儿意思来；如果有一天顾雏军一干人等无罪开释，大摇大摆地混迹于良民社会，甚至重出江湖，再度充当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旗帜”时，那就更有点儿味道了……网破了，鱼却活得更滋润；或者，网、鱼在进行了一番生死较量后，网还是那张网，鱼还是那条鱼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——失望的是一直在翘首而待的国人。